张教授谈及将中国体裁作品选入世界体裁鸿沟的准则，他说：

如果体裁作品数目太多使世界体裁的不雅念不成践诺行使，那么责罚问题的一个艰苦而妥当逻辑的办法，即是减少作品的巨大数目，设定体裁作品插足世界体裁鸿沟的某种最低的门槛或圭臬。

有了这么的门槛或圭臬，有些作品就不错到手地变为世界体裁的一部分，而另一些作品则不成。必须要有所区分，而如何区分，则是一个艰苦的才略论问题。(张隆溪《作为发现的世界体裁：扩张世界体裁的经典》，东方出书中心2025年版，页38。)

张教授主张，体裁品评必须有“圭臬”，然后，学者按“圭臬”定上下，然后筛选出作品（选入“世界体裁”之中）。张教授明确指出，“如何区分”是才略论问题。

这话题触及从事体裁品评的东谈主如何判定体裁作品的价值，也触及作品的阐释。

不过，“对圭臬作出合理按序”和“艰苦的才略论问题”这两方面，张教授都莫得细谈。践诺上，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之中，张教授也曾为各朝代的代表作作念了挑选（作品）。

大要张教授所选篇章颇有资历“变为世界体裁的一部分，而另一些作品则不成”？但张教授莫得明文公开褒贬他挑选篇章的圭臬。

张教授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的序言中标明：“我在体裁史的叙述中收录了许多典范作品……使读者不错对所磋议的体裁有一个大约的了解。”

《World Literature as Discovery：Expanding the World Literary Canon》 (Routledge， 2024)

所谓“典范作品”，应该即是比拟优秀或伟大的作品，有望列入“世界体裁”之中。

体裁汗青写，和世界体裁作品的挑选，原为两件事，但张隆溪教授将以上两件事合作起来作念。张教授说：

……英语毫无疑问即是辞世界上最正常使用的谈话，用英语来先容中国体裁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即是使中国体裁能够超出自身谈话文化的范围，成为世界体裁一部分的最好阶梯。用英文来翻译先容中国体裁的经典作品，就不错在中国之外的其他许多国度和地区，使更多读者能够阻塞和观赏中国体裁。这即是我用英语来撰写一部中国体裁史的初志。（《中国体裁史》的译本小引）。

因此，张教授的《中国体裁史》略有“以作品为中心”意味，尤其是这本书的前部(明代之前，附有不少骈文作品的例子)。

哪些作品是张教授心中的“典范作品”? “确切伟大的体裁作品”有什么秉性？

张教授说:“确切伟大的体裁作品所蕴含的老是比其文本谈话字面阐述得更多”，那么，张教授认为，应该若何阐释这些伟大的作品？是不是“以文本字面意旨为基础”进行阐释？“文本本意”和“意在言外”，是不是单从作品的字面就能索得？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本文尝试探讨上头提议的问题。

张教授论canonicity、讽寓和过度阐释

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一书张教授谈到《诗经》，他说：

The Mao-Zheng commentary tradition， later consolidated and expanded by other Confucian commentators， notably Kong Yingda (574–648) of the Tang dynasty， largely determined the way the Book of Poetry was read and understood by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in China. In an unquestionablyallegorical mode of interpretation， Confucian commentators preserved these ancient songs and odes by investing them withcanonicityand legitimacy while turning them into vehicles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moral values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2023:19)

上引文的兴味是：

毛郑的评注传统自后为其他注家所闲逸并扩张，尤其是唐代孔颖达（574—648）的注疏，在很猛进度上中国体裁史决定了历代学者阅读清爽《诗经》的方法。

通过这种无谓置疑的讽寓式的讲明，注疏家们将这些陈腐的歌谣保留住来，在赋予它们经典性与正当性的同期，亦使它们成为了儒祖传统中谈德价值的传播载体（由黄湄中译，见中译本页29-30）。

按张教授的兴味，《诗经》的篇章是由儒生赋予“经典性/canonicity”而成为儒家经典的，而儒生的妙技即是“讽寓解释”。

在汉朝，《诗经》获朝廷定为“五经”之一（朝廷建造五经博士，挑升考究传授儒家中枢经典），由此生息出《诗经》学上的今体裁派和古体裁派。

长孙无忌《五经正义表》(唐代永徽四年)

但是，汉唐儒生解读《诗经》的结果，未获张教授的首肯。为什么？

事情得从“讽寓解释”提及。张教授参考了西方神学讲明学(theological hermeneutics) 的教诲，对“讽寓解释”抓批判魄力。

张教授列举了荷马史诗、《雅歌》解释史上的实例，指出“讽寓解释”的来历以偏激危害。《诗经》则是东方体裁作品被施以“讽寓解释”的实例（张隆溪《略论“讽寓”和“比兴”》一文，载《表面研究》2021年1期，页1-14）。

对于荷马史诗的解释，张教授指出：“……可贵经典的东谈主就作出讽寓解释，说经典文本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在字面意旨之外别有委托、另含深意，由此来提供妥当要求于经典的典范和价值。

对于《雅歌》的阐释，张教授指出，正如荷马的泰斗受到质疑和挑战时，讽寓解释不错为之作出谈论; 同样，当《雅歌》的泰斗受到质疑和挑战时，讽寓解释也不错为之谈论。(《文艺表面研究》2021年1期，页4)。

《毛诗正义》

张教授又从《毛诗正义》里举出例子，探讨儒者经生解经时使用的好意思刺讽谏如安在字面意旨之外给经文加上与本意全然不同但能够妥当儒家不雅念的一层“意在言外”。(《文艺表面研究》2021年1期，页6)。

张教授自云：

我磋议讽寓解释的筹划，并不在把这种阐释才略作为“可供跨文化的体裁交流使用的主意和术语”，大都适用于东西方体裁。偶合相悖，我相配反对这种为了某种宗教、伦理、政事之筹划而歪曲、误读、扭曲作品文意的阐释，是以我在《讽寓解释》书中出奇强调文本本意的艰苦，认为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笔墨面意旨为基础。（《文艺表面研究》2021年1期)。

他这段话中提到《讽寓解释》一书，原为英语著述: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此书的内容，源自张教授的博士论文。

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2005)

张教授认为，朱子抛弃了“过度的阐释”

张隆溪教授认为宋代的朱熹是比拟箝制《诗经》文本答应的阐释者。

张隆溪教授说：

……在中国传统中，批判汉唐注疏中这种过度的讹诬解释，在宋代就也曾酿成快意。欧阳修著《诗本义》发其端，朱熹著《诗集传》集其大成，当中还有郑樵《诗辨妄》等诸作。朱熹《诗集传》序明确详情“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既然认定国风里的诗篇大多来自民间，阐述的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他对诗的清爽就比拟箝制《诗经》文本的答应，而抛弃汉唐注疏里过度的阐释。（张文刊载于《文艺表面研究》2021年1期)

可见，抛弃“过度的阐释”，相配于唾弃“讽寓解释”(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在各类“过度的阐释”之中，“讽寓解释”是一种“过度”情况。

朱熹《诗集传》

张教授认为，朱子明确详情风诗是男女之间的咏歌，箝制《诗经》民歌本源和本质，去掉汉唐注疏的政事解释，即过度的阐释。(张隆溪《什么是世界体裁》2021年版页217)。

践诺上，朱子《诗集传》局部抛弃了风诗的“政事化”（多为关涉周代庙堂故事的解释），却又以理学解《诗》，以谈学为中枢步调，是以他的释《诗》言论，也不免有另一类“过度的阐释”。

缘何见得？

朱子以天理、东谈主欲、纲常、伦理为中枢框架讲明《诗经》，对婚恋、情爱诗篇，常以“淫诗”“正理”“修身守礼”裁断，用理学伦理标尺强行步调体裁文本的意蕴；又以形而上的“天理”阐明全篇，妄生穿凿地为诗篇赋予心性教育、伦理教学的内涵，许多方位脱离文本本意，属于义理层面的过度阐释。

举例朱子解读《鄘风・蝃蝀》，责骂诗中女子只知恋爱私交，而不知天理，朱子说：“言此淫奔之东谈主，但知想念男女之欲，是不成自守其贞信之节，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东谈主虽不成无欲，然当有以制之。无以制之，而惟欲之从，则东谈主谈废而东谈主于兽类矣。以谈制欲，则能顺命。’”([南宋] 朱熹集撰， 赵长征点校《诗集传》，中华书局2017年版，页50)。

简言之，朱子说《诗》，羼入宋代的程朱理学。

种村和史《诗经解释学の袭取と变容》，研文出书2017年版。

汉儒释《诗》是政事化的过度阐释，而朱子释《诗》是理学谈德化的过度阐释。朱子仅仅换了一套阐释桎梏，并非完全追念文本的本义。

张教授似乎过度箝制朱子《诗经》学中减少了古体裁派经师的“政事解释”，却莫得很属意朱子借《诗经》大讲他的心中的那套谈学。

咱们知谈朱子《诗集传》宣讲的“天理”是宋代理学的艰苦内容，和先秦诗歌无甚关系。另一方面，咱们却也不成矢口不移：先秦诗东谈主写出来的些许诗篇不是用作喻体。

笔者认为，先秦诗东谈主设喻以朝笑时势（举例先秦诸侯国内的丑事），是大有可能的。

“一谈风诗，王人非喻体”仅仅今东谈主的假定。

张教授谈“意在言外”的存在

张隆溪教授一方面主张阐释以“字面意旨”“文本的答应”为基础，另一方面又说确切伟大的作品有“意在言外”(张隆溪《作为发现的世界体裁: 扩张世界体裁的经典》，东方出书中心2025年版，页54)。

《二十世纪西方文陈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

一般而言，作品的“意在言外”是超出字面的，但仍可透过语境和修辞推得。

张教授说：“……体裁作品都不是停留在文本名义的意旨上，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总不错通过解释呈现超出字面之比方或标志的意旨……”(张隆溪《略论“讽寓”和“比兴”》一文，见《文艺表面研究》2021年第1期，页9)。

“文本名义的意旨”践诺上即是“字面意旨”。

“……体裁作品都不是停留在文本名义的意旨上”这句话，可能说过了头，尤其“都不是”三字更令东谈主不解。这里，咱们举几个实例。试看李白的《静夜想》：

《李白全集纪年笺注》

床前明蟾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垂头想故土。

终末一句把李白乡愁写得极为光显，此诗似无其他意旨。

因此，以这首《静夜想》的阐释（李白月夜挂家）而言，阐释者“停留在文本名义的意旨上”也曾豪阔。《静夜想》纯写挂家，此说有何不当？

张教授所说的“总不错通过解释呈现超出字面之比方或标志的意旨”，若以《静夜想》为例，具体不错若何操作？解读出“超出字面”的意旨，阐释者不错若何作念？

《静夜想》莫得负载“意在言外”，不见得对它的体裁地位有实质的影响。何须强求文本之外的意蕴？再看杜甫《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想不群。

簇新庾开府，俊逸鲍入伍。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杜甫这首诗亦然直吐胸宇。阐释者不谈其“意在言外”，是很正常的（天然，不是每首唐诗都有像“春日忆李白”这么语义浅白的诗题。

晚唐李商隐名下，有不少无题诗，无题诗并无诗题结合阐释的标的）。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

李商隐有一首《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一般教科书式解释是：诗东谈主在巴山被大雨困住，收到朔方（多半说是老婆）来信，问何时回家，诗东谈主自知未有归期，实是受制于客不雅窘境，说来话长。

“巴山夜雨涨秋池”写咫尺雨景，衬托羁旅愁苦与想家之情。三、四句是对“改日”的瞎想：期待团员之时，在西窗下剪烛长谈，回忆彻夜的稀有与相想。

有些阐释者解读义山诗，偏疼从义山的宦途方面来探索句义，举例，诗句字面是在答信说“归期未有期”，而言外义则被说成是：在运谈意旨上，“归期”（复为京官？）也曾变得不可能或极茫乎，连“共剪西窗烛”也只剩瞎想。

《李商隐文纪年校注》

从这标的推想，则“巴山夜雨”字面是写空间和天气，而言外义似是巴山夜雨写“湿冷、幽黑、远隔京城”——标志他宦途困窘、身世漂浮。

然则，此诗题目一作《夜雨寄内》。“内”指内东谈主，即老婆，是以此诗淌若寄给老婆的诗，则诗中细节都是寻常的家事。

或谓，“涨秋池”似乎不仅仅写水高，而是示意主东谈主公愁想涨满，但是按照“涨秋池”的字面意旨来清爽，这三字也完全合作前边的“夜雨”。从字面解也不错解释得通，“涨秋池”是雨后的实情，不触及“宦途不顺（意在言外）”。

总之，《夜雨寄北》历来有“寄北”与“寄内”两题。前者偏向把“君”清爽为身在朔方的亲一又，后者则将“君”视为诗东谈主之妻（内东谈主）。

版块凭证与行迹考据使不少学者倾向“寄北”＝寄友说，但诗中“共剪西窗烛”等精良情调又使“寄内”＝寄妻说永久连续于书，两种解读遂并存于继承史之中，但所谈都不过乎私情面怀的表达。

《唐诗汇评》

明东谈主周珽《唐诗选脉和会评林》说：“李梦阳曰：唐诗如贵介令郎，风致时髦，不雅此信然。唐汝询曰：题曰寄北，此必私昵之东谈主。就景买卖，为后东谈主叙旧长谈。以彻夜雨中愁想，冀为他日再会话头，意调俱新。第三句应转首句，次句生着落句，多情想。盖归未有期，复为夜雨所苦，则此夕之一身，唯自知之耳。得与共话此苦于剪烛之下，始一腔幽衷，或可相慰也。何当、却话四字妙，犁犁〔绝难一见〕云树之想可想。”（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上海古籍出书社2015年版，页3657）。

清东谈主沈厚塽《李义山诗集辑评》说：“何焯曰：水精如意玉连环，荆公屡仿此。纪昀曰：探过一步作结，不言当下云何，而当下境界可想。又曰：作不尽语每不免有作念作态，此诗含蓄不露，却不似一气说完，故为大叫。”（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上海古籍出书社2015年版，页3657）。

《夜雨寄北》此诗也许不属于张隆溪教授心中的“确切伟大的作品”，也不见得有超出字面的深意，但是，即便它仅仅写夫妻间的情感筹商，它也取得明、清评者的激赏，又获选入《唐诗三百首》之中（《唐诗三百首新译》，香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页344），成为唐诗经典之一。

因此，咱们不解白为什么张教授会说“体裁作品都不是停留在文本名义的意旨上”。《夜雨寄北》的释义就算是停留在“文本名义”，也无损于其“唐诗经典”之名。

《唐诗三百首》

用什么才略来获取“意在言外”？

另一方面，如果咱们想疑有些作品的意旨“不停留在文本名义的意旨上”，那么，咱们若何读得到那“意在言外”“在彼之意”呢？张隆溪教授本东谈主是用什么才略来获取、阐明“意在言外”的？

咱们有这类问题，因为张教授我方说：文本的意旨不停留在“文本名义”。既然如斯，又岂肯以“原笔墨面意旨为基础”来进行阐释呢？张教授说：“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笔墨面意旨为基础。”

“言外”即是“言辞之外”、“笔墨之外”，是以，如果阐释者一味守着字面义，又岂肯得到文本的意在言外？

“守字面义”和“得言外意”，世界杯滚球分析世界杯滚球官方两者曲直分明：一个是“就文解文”，另一个是“超文会意”，两者不处于兼并讲明端倪。

“字面内／字面外”是矛盾性二元辞别，严格而言，它们落入排中律（Law of Excluded Middle）的规制当中。

《本事诗・高逸第三》“其时号为诗史”

“以字面意旨为基础”，岂肯阐释“确切伟大的体裁作品”?

阐释作品时“以字面意旨为基础”，就能应答各类型的文本？　　也许，咱们不错这么探讨：什么情况下阐释者要以文本的字面义为基础（“守字面义”），什么情况阐释者须醉心“言外意”？

区分两者的关键，会不会是这么的：“确切伟大的体裁作品”，其蕴含义能卓绝“字面阐述”，因此，要醉心其“意在言外”？

至于夷易显浅的作品（达不到“确切伟大”的作品），惟有“字面意旨”，因其含义不卓绝“字面阐述”，是以，解释者以字面义为基础。

以上，是咱们我方作念的推演。

Umberto Eco， 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 (1991)

即便如斯，阐释者照旧得面临一个难题：对待“确切伟大的体裁作品”时，阐释者如果仍守着“字面意旨”，那显著是行欠亨的：守字面，难以释出作品的意在言外。

阐释者应该若何作念智力看到“比其文本谈话字面阐述的更多”？张教授莫得出奇磋议这个难题。

粗浅说，“意在言外”即是言辞之外的意旨，不受限于字面义。既然承认“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存在，即是“在字面之外”，那么，文本含“意在言外”，阐释者若何还能守着“以原笔墨面意旨为基础”？若说关键在“为基础”，那么，“为基础”又是若何的？

因此，张隆溪教授不以为我方的两种说法不成合作吗？

“以字面意旨为基础”这主张，和意大利学者Umberto Eco (1932–2016) 的看法有几分相似：在承认“解释不错许多”的前提下，Umberto Eco 要划出一条界线：并非任何读法都算是灵验解释，解释必须受文本本人的结构与语义不停，这条界线即是“解释的限制”。

笔者发现，Umberto Eco 主张解释要有“界线”，这和张教授须有“合理的按序”的建议，似乎是殊途同归（参看：洪涛《权利想像——从“排座席”到“到文评立章程（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体裁史・六十四） 》一文，载腾讯网“古代演义研究”2026年5月7日）。

个案探讨：“最伟大的诗东谈主”杜甫

张隆溪教授说：“(中唐以后)杜甫就成为深得人心的最伟大的诗东谈主”(张隆溪《略论“讽寓”和“比兴”》一文，见《文艺表面研究》2021年第1期，页9)。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东谈主》

杜甫获称“最伟大的诗东谈主”，天然是因为他写出了“最伟大的诗篇”。张隆溪教授对“最伟大的体裁作品”，有莫得比拟格外的看法？请看张教授若何说：

“确切伟大的体裁作品所蕴含的老是比其文本谈话字面阐述得更多”(张隆溪《作为发现的世界体裁: 扩张世界体裁的经典》东方出书中心2025年版页54)，所谓“阐述得更多”，指什么？具体而言，有两个“老是”：

1. 老是与其时期之社会、历史、宗教或玄学等方面的紧要问题筹商

2. 老是能揭示东谈主生或世界的某些兴味兴味

杜甫诗却不以“意在言外”而见称，而以“诗史”见称（杜甫诗歌的中枢好意思学、主流特质、历代评价定位，从来不以“意在言外、含蓄幽渺、意在言外”为擅场；含蓄幽渺恰正是李商隐、温庭筠一脉的特色）。

“诗史”的“史”，首重征实、少务虚，至于诗篇内有无“意在言外”倒不是最艰苦的元素。杜诗之“史”，指涉什么？

下一节，咱们尝试举实例探讨杜诗所涉之“史”。

杜甫与唐代历史和社会面庞

宋东谈主胡宗愈揭示了杜诗的内涵，解释为何杜甫诗称作“诗史”：“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进退、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谢意、好贤恶恶，一王人见于诗，读之不错知世，学士医师目为诗史。”（《杜工部诗史跋》，附入《草堂诗笺》传序碑铭类）。

《草堂诗笺》（上海博物馆藏）

张教授认为伟大的作品“与其时期之社会、历史、宗教或玄学等方面的紧要问题筹商”，杜诗的内容颇妥当张教授所说的要求。

杜甫“诗史”说的由来，最早的明文记录出目前晚唐孟棨《本事诗》，杜甫遭遇安史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其时号为诗史。”（孟棨《本事诗・高逸》 ）。

也即是说，“诗史”这个名称当先指向杜甫那些径直反适时势的诗：战乱、徭役、饥馑、离乱、贵族蹧跶、官场阴暗等，在杜诗里有联贯、致密的书写。读杜诗，读者不错像读一部纪年史那样看到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经过。

杜诗的践诺案例:《喜达行在所》

唐代至德元年（756年），安史叛军攻长安，唐玄宗出逃。七月，太子在灵武即位(为唐肃宗)，其后，唐廷一度迁驻凤翔(今陕西凤翔)。

至德二载(757年)四月，杜甫由长安逃至凤翔，投靠肃宗。蓝本，肃宗已于这年二月进驻凤翔。杜甫的《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三》(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记录杜甫和朝廷得以重振之喜:

《杜诗详注》

故去凭谁报， 归来始自怜。

犹瞻太白雪， 喜遇武功天。

影静千官里， 心苏七校前。

今朝汉社稷， 新数中兴年。

杜甫在长安困居了七、八个月，至德二载(757)春，他写出历代朝歌颂的五律《春望》（洪涛《被质疑的宇文所安、被去律的老杜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体裁史・四十三)》一文，载腾讯网“古代演义研究”2025-05-23）。

《春望》的尾联“白头搔更短，浑欲不堪簪”示意诗东谈主的身心都饱受摧伤，与开首所写江山破灭失序（“国破江山在，城春草木深”）首尾呼应。

终于，至德二载(757年)夏天四月，杜甫见草木蓊郁，不易被叛军发现，趁夜逃奔肃宗。上引诗题“喜达行在所”，明确标明杜甫本东谈主(五月中旬)抵达肃宗行在所的喜悦之情。

《杜工部草堂诗笺》(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的兴味是: 杜甫我方的身影静静在文臣行列里，内心在众武将前感到舒解。蓝本，唐肃宗委任杜甫为左拾获。“影”指杜甫的身影，“千官”指朝廷里的文臣。　　“心苏”，苏是活、苏的兴味，“心苏”是如死灰般的心受到饱读吹而活跃起来。“七校”，原指七校尉，为汉光武帝时设立的七位武将，在此指朝廷里的武官。

“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兴味是，今天在这里看到大唐王朝（唐肃宗朝）如同昔时汉光武帝重振大汉威望，以为初始算得上是插足中兴的年代了。“汉”喻唐，“社稷”指国度。“新”是再行初始，“数”是算得上。

“七校”、“汉社稷”，字面都在说汉朝事物，但是，此诗实写大唐安史之乱中杜甫的处境和心思。这么“借汉写唐”的阐释，脱离了“字面意旨”，却不成判为“过度阐释”。

Umberto Eco，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1992)

诗题《喜达行在所》十分艰苦，它框定了阐释的边界——唐东谈主的“行在所”只限于指涉大唐皇帝之所居。

为什么？

“行在所”一般指皇帝巡行时临时居留的宫殿或行宫。在中国历史上，如果京都沦一火，皇帝驻留处即为“行在”。杜诗题为《喜达行在所》，无疑是指杜甫到达大唐皇帝（唐肃宗）的“行在”，因此感到欢乐。

《喜达行在所》所写，是唐代政事史上的事（宇文所安《盛唐诗》三联书店2004年版页226），此诗的焦点不落在汉光武中兴。

如果有阐释者坚抓“以字面意旨为基础”，未能谈出此《喜达行在所》诗的政事性（写大唐的政局），他那阐释应被判定为“不及的讲明”(under-interpretation)。

好意思国粹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The Poetry of Du Fu/ 杜甫诗》有《喜达行在所》的英译:

可见，宇文所安按照“汉社稷”的字面，翻译成 the dynastic altars of Han，而译后附注了了阐发杜甫逃到Fengxiang， where Suzong had set up court (见附注的第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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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Suzong， 指唐肃宗。

原诗既莫得写“肃宗”，也莫得“大唐皇帝”，宇文所安却莫得受拘于字面，他在附注有所“增添”，而“增添”却不属于“过度阐释”，也不是“讽寓解释”。

此案例不错阐发：西方“神学阐释学”(theological hermeneutics)之论（重“字面意旨”），若被强行套用到中土的杜诗阐释，实分歧适。

如果宇文所安自限于“字面义”，他就莫得把译介的责任作念好。宇文所安遴荐匡助译本读者清爽原诗之意。宇文所安作念的是翻译实务，不是“表面推演”。就此案例而言，宇文的魄力是求实的。

《悉为我有！——11世纪中国的高兴、领有、定名》

张教授特重“文本本意”，原因安在？

张隆溪教授“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笔墨面意旨为基础”这主张的渊源是什么？

张教授在好意思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其研究范围触及西方的“讽寓解释”(allegoresis)，他的研究论断之一是: “讽寓解释”莫得充份以作品的字面义为基础，因此，那些所谓“解释”，其实是偏离“文本本意”的，可称之为“替换”或“取代”（displacement）。参看张隆溪《什么是世界体裁》页211。

张教授指出，13世纪著名神学家托玛斯·阿奎那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尽量以感性的魄力对待《圣经》解释，他反对脱离经文文本的讽寓解释(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而强调经笔墨面意旨之艰苦。

他在《神学大全》里说：“凡信仰所必需的一切天然包含在精神意旨里，但无不是在经文的别处又照字面意旨明白说出来的。”这天然是袭取了奥古斯丁的不雅点，坚抓文本践诺之艰苦。

张隆溪教授所批判的“讽寓解释法”频频不以作品字面义为基础。既然此法不为张教授所取，那么，张教授命令“以字面意旨为基础（来进行阐释）”是与问心无愧的。

谈到这里，“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笔墨面意旨为基础”这主张的来历也曾很了了：来自托玛斯·阿奎那一脉阐释学。

牛秋业《不可通约：费耶阿本德的科学玄学研究》

张隆溪教授磋议allegoresis，将它算作跨文化的讲明战术的比拟研究，并借此反想“普世／相对”、“东西文化不可通约”这类深广命题。张教授倾向“求同”，排拒过度的“转变”，筹划是谬误文化上的不对等(不对等 = 西方矮化东方)。

论断

本文梳理张隆溪教授多部著述及筹商陈述，围绕其体裁阐释不雅、世界体裁摘录圭臬，而益以具体体裁个案的解读，探讨了“确切伟大的体裁作品”的阐释边界和才略，最终得出以下论断：

张隆溪教授的中枢阐释态度是“以文本字面意旨为基础”，反对脱离文本本意的过度阐释，尤其批判为宗教、伦理、政事筹划处事的讽寓解释——讽寓解释本质上是对文本的歪曲与替换，汉、唐儒者对《诗经》的解读、部分学者对经典的附会，均被张隆溪教授归为需要放弃的过度阐释。

解读李白《静夜想》、杜甫《春日忆李白》、李商隐《夜雨寄北》那类作品，“以文本字面意旨为基础”照实也就豪阔了，这类作品甚难与“过度阐释”挂勾。

然则，张隆溪教授的阐释不雅存在难以长入的内在矛盾：他一方面强调阐释必须以文本的字面意旨为基础，另一方面又承认“确切伟大的体裁作品”有“意在言外”，却未明确给出“守字面义”却能“得言外义”的具体才略——对于“确切伟大的体裁作品”而言，若仅固守字面意旨，便无法发掘其卓绝字面的深层价值。所谓以字面义“为基础”，在“基础”之上要作念什么、若何作念？我們盼望张教授考验了了。

这也使得张教授对伟大作品的“意在言外”的阐释坚苦践诺操作旅途。

张文朝《日本江户时期古家数对朱熹〈诗〉不雅之品评》(2019年版)

践诺上，不少触及“过度阐释”的学者即是以作品字面义“为基础”的，举例，朱熹解说《诗经》中的《蝃蝀》篇，说：“蝃蝀，虹也。日与雨交，倏然成质，似有血气之类，乃阴阳之气不当交而交者，盖世界之淫气也。”（《诗集传》中华书局版页49）。朱子的“淫气说”“淫诗说”即是以“蝃蝀 = 虹 = 日与雨交”为基础。

综上，张隆溪教授以“文本字面意旨”为中枢的阐释原则，本质上是对过度阐释（尤其是政事化、讽寓化等过度阐释）的一种反拨，其初志是督察体裁文本的践诺价值，同期通过英语撰写中国体裁史、设定世界体裁摘录圭臬，鼓励中国经典走向世界（列入“世界体裁”之林），但是，他的阐释不雅中隐含“守字面义”与“得言外义”的矛盾，也使得其阐释主张的可行性受到影响。咱们期待张教授进一步解说。

附记一 “一切阐释都必须……”?

本文指出，张隆溪教授的主张和陈述之中隐含“守字面”与“得言外意”的矛盾。笔者判断，“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笔墨面意旨为基础”这主张太过十足；“为基础”则属于不容置疑。

对待不同类型的作品，用不同的阐释战术，阐释效用更佳。

阐释那些频频的、浅白的篇章，“以文本字面意旨为基础”也曾豪阔，如果阐释刻意“求深”，阐释的结果一般而言也难有很大的公信力。

另一方面，作家有寄意的作品（参看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阐释者若仍以“以原笔墨面意旨为基础”来对待，是不及够的(inadequate)。

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广东东谈主民出书社2013年版。

如果“以文本字面意旨为基础”作为“按序”，尝试以此等“按序”来胁制“守本”再“拓深（尝试挖掘其深层内涵）”的阐释举止，只怕会是弊大过利的场所。

张求会先生论陈寅恪诗，说：“陈诗的所谓‘暗码’，说到底也照旧旧体诗‘暗码’传统的延续和发展，……”（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页10）。陈寅恪承袭了旧体诗的一些传统——陈寅恪诗篇的“字面”，不错是旧体诗文化语境中的“字面”，其来有自，有其沿袭成习的指涉。

以诗篇的字面意旨为基础的阐释显著无法充份应付“旧体诗暗码传统”。读者不错参看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

附记二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与体裁史

本文引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The Poetry of Du Fu/ 杜甫诗》一书提供的《喜达行在所》英译版块。　　修改文稿时辰，传来宇文所安2026年5月1日在好意思国麻省剑桥衰一火的讯息……

宇文所安在体裁史方面颇有孝顺。他的“诗史”系列是艰苦的体裁史执行，从《初唐诗》到《晚唐诗》四书，东谈主称“唐代诗史四部曲”：

《初唐诗》The Poetry of Early Tang (1977);

《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1980）;

《中叶纪的赶走》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1996）;

《晚唐诗》The Late Tang (2006）。

《论宇文所安的唐代诗歌史研究》

此外，宇文所安以一己之力，耗时八年将《杜诗全集》翻译成英文，获公认为“西方杜诗研究”的各人。

笔者的系列论文有多篇援用宇文所安的译文，举例：洪涛：被质疑的宇文所安、被去律的老杜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体裁史・四十三)，载腾讯网“古代演义研究”2025-05-23。

在体裁史编纂方面，宇文所安是《剑桥中国体裁史》的主编之一。他提议质疑：为什么体裁史一定要合作“朝代更迭”来辞别、编写？对于这个问题，读者不错参看洪涛:“四大外传”那儿寻?——兼论宇文所安、王德威的破范畴(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体裁史・六十一），载腾讯网“古代演义研究”2026-03-17。

《剑桥中国体裁史》一书收入宇文所安躬行编写的《The Cultural Tang／文化唐朝》一章。他借此章执行其“体裁文化史”（literary-cultural history）理念。

洪越编《宇文所安教授荣休记挂论文集》，三联书店2025年版。

体裁史不雅方面，在论文集《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中，宇文所安发扬了我方的体裁史不雅，包括照顾古代体裁作品的载体（引子和物资要求）、作品因流传而失真等问题。

除了体裁史，宇文所安还涉猎于其他学术鸿沟。国东谈主洪越（中国东谈主民大学教授）对宇文所安的研究和地位有详备的描述和评价（举例《宇文所安与世界中的中国体裁》一文，载《中国体裁研究》第四十一辑，上海东谈主民出书社，2025年），值得参阅。

附记三 文化之间的“通约性”/“欠亨约性”

张隆溪教授谬误某些西方东谈主所鉴赏的东方“异托邦”(heterotopia) 不雅念。　　他在《什么是世界体裁》一书第八章“讽寓和讽寓解释”尝试揭示西方神学讲明学(theological hermeneutics)和中土的汉唐《诗经》学之间有通常的阐释心裁。

张教授一再论证文化之间(东方和西方)的可通约性。

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 (Stanford UP， 1995)

好意思国粹者Haun Saussy (苏源熙) 撰有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一书。他隔断“璷黫的可通约”，也警惕把“欠亨约性”当成护身符式的文化相对想法。

Haun Saussy 认为，确切艰苦的是：在双方都可能被扭曲的前提下，精准标出不错疏导之处与根柢说欠亨之处。

笔者在《被质疑的宇文所安、被去律的老杜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体裁史・四十三)》一文中指出，杜甫对家东谈主的想念，确切不错由译文传达让域外读者知谈，但是，杜诗的诗律特征、艺术特质(the formal qualities)等等，无法齐备英译。这折射出“欠亨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的一个側面。

附记四 校字记

洪涛《绝命辞祛魅——屈原写过“汨罗”?《楚辞》讲明他“投水”?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体裁史・六十二）》一文，载腾讯网“古代演义研究”2026-04-03。其中有一节题为：屈原“临死前”所写？

洪涛《女体和国族：从红楼梦翻译看跨文化移殖与学术常识障》

这一节有“充军至江南，与江潭洲夷处甚安。有一夫始来，曰‘何不反?’于是屈原曰‘世界与我而相害，岂以一去反!’”一段笔墨，原系对屈原故事的详尽性转述，非传世《史记》等历史文件的原文，不应羼入引文之中。　　在此，为误植事向读者致歉。